自平王迁成周，王威愈失，诸侯相伐并，诸室僭越，举目骚乱，民生凋敝，道德败坏，礼乐无所及也，有欲平天下者，以诸国废弛，乃著书立说，召徕门客，收罗弟子，游诸国而传其学，或用或非，而终易各国之政也，其中者，以儒道法墨兵农名杂、纵横、阴阳尤为著也。

儒者，巫苗裔也，其尚礼仪，司喜丧事，人未尝尊之。至仲尼见世，长夜始有昭亮也，丘尚先贤，崇古礼，以为诸国丧乱，盖缘其君行霸道，不恤其民，不敬周君，僭越谋篡也，故广收弟子，首开私学。丘以为有教无类，无贵贱老少之差，奉束脩者辄受之，遂得弟子三千，其贤者凡七十二，丘传其学，因情而教，毋言悔馁，唯以礼为绳也，渊尝问仁，答曰克己复礼，而回待人以仁，务事以礼，故以为回大贤，及其殁，尤叹天之丧也；由好武，丘授其礼，及卫乱，由结缨高冠死以君子，丘悲然不复食醢羹也。

丘尤好师，尝求于老聃、剡子、苌弘，学古而不拘于古，虽厌变而变也。丘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而令君行仁政，教化上下，此欲正国秩也，以礼仁为纲，冀诸君内之，丘尝仕于鲁，三月而兴，旧卿尤为忌惮，更以谗诋，三桓与之不合久矣，季氏无礼于丘，丘知鲁之不容己也，遂去，率弟子游列国而传其说，时大者霸，小者苟，仁于之犹鸡肋，得之若宋襄公，自言仁者无敌，而摄乎齐楚之间周旋，或有崇从者，然为后人笑也；弃之若熊渠，僭周礼，封三子王，拓其疆，为时人笑，而启楚之霸业也。是以诸侯斥之，未有用者，丘游郑、陈、蔡之属，或遭匪盗，或为君逐，惶惶若丧家之犬，而不改其志，以为乐也，其之所向，唯天下大同也。

(资料图)

丘之所善，后人合谓曰：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也。古稀之季，亲徒死散，贵卿欺忌，而安若孤松与天争，订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丘之所言，其弟子孙皆誉录之，合编以为《论语》，则丘必生之学多藏于其间，后虽有增删附会，而不掩其华，以亘古之思就百代之籍，全君子之义也。

然丘者，贵族之后也，所以崇周礼，欲层层有秩，无得僭越，故其尤恶世之大变，唯倚封建也，虽自言重民，而其民者，国人也，非野人也，有弟子尝问之农殖，以为匪君子之所为，竟不答，时人有鄙之者，言其无德而后仁，无仁而后义，无义而后礼也。

仲尼既没，儒流凡八派，曾子传子思，而孟子、荀卿承其业，轲崇仁，利义相触，舍生而取义，欲君施仁义行王道，以民为社稷之重，而君次之，薄其赋而省刑，使其制恒产而生。

轲效法丘收罗弟子门客，与游列国，传说于齐、宋、魏、滕之属，诸君皆求问，轲处战国，诸侯相攻伐，悉用霸道，欲强兵富国，不若则国灭，轲游列国而唯说以王道，使行仁义，斥于国政，守旧术，不思实务。然诸侯皆欲霸中国，轲言必称尧舜，冀君行仁政，与君之思相悖，故诸君虽敬之，终不用也，轲之齐，宣王重之，轲本欲依之而传学，而宣王唯欲以其声望求名也，轲既明之，盘桓三日而去，复至宋，旋赴鲁，平公听宠臣谗语，乃不见，轲遂返邹著书，与弟子合著《孟子》以传其学也。

况集诸子为大成，斥俗因事，逆腐而有为，况以为天人实分，天自有常道，毋得背易，不为人而兴亡，犹制天命而用之，通天道而治世也。轲以人性本善，存不忍人之心，皆可成圣，而况以为人性实恶，人之生也，初心即恶，求利爱生，驱损厌死，苟顺人性必归于暴，唯以礼义法度化之，方可图圣也，故况崇礼法相合，隆礼而重法，以礼化之，以法治之，以礼王而法霸也。时儒多尚先王，而况倡法后王，盖古之远王不能实辨，而后之近王粲然，以其为范，乃利今矣。

况游于齐，三为稷下祭酒，问学者不绝，韩非、李斯皆嫡承其业，后适楚，春申君使任兰陵令，居兹至殁，与诸弟子著《荀子》，后人尊之荀卿也。

大抵先秦之儒，较后儒相去甚远，古儒尚仁崇贤而不腐，不若宋明之朽恶也，世时悠悠，其学更相流变，其之思，文史之昭华，虽万恶曲之而不掩也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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